第二百零九章:大功一件(1 / 2)

听了徐谦的一番解释,嘉靖终于知道了其中的关键,他不由莞尔笑道;“这样的鬼主意也只有你才能想出来。只是朕的嘉奖状成了他们的路引子,三五百两银子似乎便宜了他们。”

徐谦微微一笑,道:“陛下,不是一次性三五百两,而是一年三五百两。”

嘉靖好奇地道:“这是为何?”

徐谦呵呵一笑,道:“学生在这嘉奖状上作了手脚,盖印的大印用的不是印泥,而是其他的颜料,这种颜料盖的印时间一长便会脱色,字迹辩认不清,一年左右就作废了。”

徐谦当然是不肯吃亏的,若是三五百两买了嘉奖状去让你用一辈子,这买卖还怎么做?路政局又怎么能长久?事实上在此之前,他经过了精确的计算,这样的‘路引’大致可以为押货的商户节省四百至一千两银子的打点,毕竟有的日夜都在外面跑动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押运货物,而有的则一年不过四五趟,有的要不远千里运送货物去,有的则只是跑一跑通州、天津一带。

徐谦这个计算的基础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商贾而言,那些小打小闹的商贾暂时是买不起这样的奢侈品的。因此徐谦才将嘉奖状的价格定在了这个‘合理’的范畴。

商人是逐利的,买下嘉奖状能省下一些银子还能省心,出门在外不再担惊受怕,一年花这笔银子怎么算都是超值。

嘉靖皱眉道:“假若这嘉奖泛滥出去,怕就怕商贾日渐增多,百姓不务正业,纷纷效仿商贾,做这投机取巧的勾当。”

嘉靖毕竟不是傻子,此时又不禁想到大明朝的国策问题了,徐谦的这一个举措无疑是彻底动摇了大明朝轻商的国策,商人之所以低贱,主要表现在政策上的歧视,商人要押货,按大明律,就必须要有路引,而路引是由官府开具,还必须有人为其作保,虽然大明朝流民甚多,出门在外需要携带路引已经成了一纸空文,可是各路关卡对于商人的检查极为严格,说白了,这些人不去查流民,是因为流民没有油水可捞,而商贾的油水甚大,因此流民们不需要路引,读书人不需要路引,士农工商,人家只抓你商贾,没有路引的,一旦捉到,少不了要关押起来,让家里人来打点;就算是有路引的也少不了寻些理由为难,这种歧视性政策让商贾苦不堪言。

正是出门在外从商之人艰难无比,虽然看上去光鲜,可是吃肉的时候有,挨打的时候也是不少,因此大大制约了商业的展,不是特别的人,或者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,一般人是绝不会从事商业的。

在这一点上,朝廷表现出了默许的态度,因为在他们看来,若是取消这些制约就能减少从商的阻碍,使得商贾日益增多,成为效仿对象,最后从商的人越来越多,农人不思进取,纷纷抛掉田地去做这勾当,最后不但会败坏社会风气,还可能导致粮食的减产。

嘉靖毕竟是深谙政治的老手,自然不会回避这个问题,他继续道:“假以时日,且不说朝廷之中多少人反对,就说一旦放开了商贾,宫中固然是挣了银子,可是这老祖宗的国策只怕也要面目全非了。

徐谦沉默了一下,道:“学生听过一个典故,没了张家卖肉的,照样还有李家卖肉,朝廷对寻常商贾打压甚紧,使得许多人不敢轻易行商,可是我大明朝照样不是商贾遍地吗?商贾缺一不可,否则我大明朝土地广葆,沃野千里,府县无数,如何互通有无?寻常人固然是行商不易,可是微臣所知的是,一些高官显贵却趁机而入便是觑见了这其中的巨利而指使家人行商,就如永淳商家,他们借着自己的人脉就可以做到畅通无阻,获利无数,祖宗的法度制约了寻常人行商,却是大大鼓励了朝廷官员和各地豪绅行商,结果就是为官者家财巨万,又手握权柄,在地方上呼风唤雨,甚至有人广厦万间,仆从巨万,陛下,豪强之祸猛于虎,不得不有所提防啊。”

两世为人使得徐谦说话的水平高涨,若是你对嘉靖说什么商人有益于社会,商人也有好坏之类的屁话,嘉靖只怕听都不想听,因为在皇帝看来,商人有什么好处跟他有个屁关系,有没有商贾,皇帝老子也是歌照唱,舞照跳,根本就不可能去为这个原因,只因为对商贾生出什么同情,而排除万难去破除祖宗的国策。

徐谦当然不会告诉嘉靖,商人虽然唯利是图,也有他的优点,他只需要告诉皇帝,百姓不能从商,最后就是显贵和官员从商,这些人在朝中既手揽大权,又通过经商积攒了巨大的财富,这个财富甚至比之宫中内库还要不遑多让,他们的奴仆、佃户、伙计相加起来亦是数量可观。

徐谦继续道:“汉亡于豪强,隋亦亡于豪强,这些豪强家世雄厚,人脉错综复杂,既富又贵,平时听命于朝廷,一旦国家有难,则祸起萧墙之内,生出取而代之之心,陛下,学生言尽于此,请陛下自己斟酌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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